這是一份虛構的收藏。這也是一份真實的收藏。想像一次時間跳躍，未來的研究者獲得了這份來自香港的收藏。除了藝術作品，這裡還有一些獨特的文本的碎片被保存下來，等待形成新的問題。
藝術家、收藏者和觀眾被邀請在此插入新的文本，「文本將在展覽和出版物中同藝術作品一起出現」，除此之外別無限制。這是「拱廊計劃」式的文件收集，試圖拋卻行動者的主體，以星叢般的摘抄形成卷宗。它本質上是一個卡片目錄，一個碎片的數據庫。對本雅明這種不斷創造的「生產性的紊亂」（productive disorder），布魯諾拉圖的描述恰如其分：「這個共同的世界必須由完全不同的部分組成，它們永遠不會成為一個整體，充其量只能是一種脆弱的、可修改的、多樣的復合材料。（This common world has to be built from utterly heterogenous parts that will never make a whole, but at best a fragile, revisable, and diverse composite material.）」1我們試圖進行的是檔案論（archivology）的一次操演，文本與作品都成為檔案般的物。不只是收集檔案，我們製造新的檔案，製造歷史的新惰性材料。我們也成為物的一部分。
製造展覽就是製造檔案，製造檔案就是製造歷史，製造歷史就是製造權力。製造檔案是試圖整理歷史的混亂敘事嗎？要求對未來的重新想像源自對當下現實的潛意識般的不滿嗎？但當我們可以「不受限制」地製造文本，這其中是否真的沒有限制？
賽蒂亞·哈特曼在《維納斯的雙幕劇》中曾寫道：「有可能超越或繞開檔案的構造邊界嗎？通過提出一系列的猜測性論斷和利用虛擬語氣（一種表達懷疑、願望與可能性的語法情緒）的潛能來打造一個基於檔案研究的故事——我把檔案研究定義為挖掘歷史的象徵性的批判性閱讀，我想去講述一個不可能的故事，並放大它講述的不可能性。」
虛構在此不只是指向未來的，它還有著「曾經可能發生」的條件時態，更加關注那些缺席的、糾纏不清的、無法被實證和歷史研究方法涵蓋的問題。
但讓我們來談談文本的賦權與（可能的）失敗吧。與已經遠去的歷史及其死亡氣息相反，「製造當下的檔案」，多麼充滿生命力和希望的豪言壯語。要穿越檔案及其系統本身的結構性邊界，我們必須透過放大並強化檔案的虛構性，通過空間的佈置、文字的排列、感性的貼近和理性的後撤去動搖和重組，在歷史的範疇之外，在當下之中。透過這些，虛構和真實從不同的緯度接近彼此。
德里達在《檔案熱》中談到，檔案的本質矛盾且分裂，同時具備「全新與保守、革命與傳統」的特性。總有並駕齊驅兩股力量存在著：「發掘與保存的歷史的慾望」和「朝向遺忘與毀滅的驅力」。保存是失去的開始，這是檔案另一個「沈默的使命」嗎？如果給予藝術家將任意文本置入檔案的權力並不能真正的解決檔案的暴力，那我們要怎麼做？如果同時藝術拒絕文本的闡釋，如果言說總是走上一條與視覺背離的分岔小道，我們的的努力還有什麼意義？如何言說不可言說之物？這裡的虛構和嘗試旨在揭露這種不調和，拒絕將其視作必然的真實。
檔案述說的權力，在歷史化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檔案是如此重要，如福柯說的，這些檔案將直接記錄、保存和創造話語的機構。面對這種性質的檔案，歷史的任務不再是確定檔案的真實性或表達價值，而是認識到它自己的話語建構規則：因此，檔案不再是歷史，它是一種惰性物質，通過它試圖重建人們所做或所說的事情。歷史正試圖在檔案本身中定義統一、總合、關係。
對檔案的反思即是對「當代」的一種系統性和結構性反思。「當代」意味著，我們身處其中的參與者，所面對的困境式經驗不只是回溯的、總結的，而是不斷在生成中的，每天都必須面對的日常。「以過去思考現在，為未來作準備」，當下可以是一個純然的休止空間，存在於歷史又不受歷史支配的幽靈學意義上的空間，也因此為歷史的轉變帶來一種契機。
本雅明認為收藏家是拾荒者，他的收藏永遠不會完整，這也是保持歷史流動和使客體重新成為歷史能動的主體的機會。一個人與時代的連接的方式，在收藏中折射出部分的玄機。收藏者不是策展人，他的任務不需要包括對歷史進行動態的重新解讀。「拾荒、收集、製造檔案、提供催化、等待被未來重新介入」，如此種種是一個收藏者可以做到的，一種對歷史開放的途徑。在這個過程中，收藏者也可以積極的以創造性提問和異議（非民族驕傲或霸權）之名發聲。這也意味著，面對收藏，觀者不再專注於探掘個別作品的靈光，而是同時意識到各種供其閱讀與爭辯的論據和立場的存在。
如何將收藏者還原為一個具體的個人，而不是某種試圖成為機構權威的另類方案？在收藏的商品交換中，一種人與人的關係的混合本質顯露出來。這是本雅明信奉的「商品崇拜」（commodity-fetish），與其說是一種虛假的意識，不如說是一種對歷史和情感現實的洞察。在藝術收藏的領域可以換一個類似的提問：如果我們與藝術的商品化系統的融合是我們的現實和真理，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在最個人的尺度上理解其中關係的本質呢？
策展當然是一種權力，關於如何選擇、如何組合、如何陳述、如何想像。在一個迷你展中，策展的開放性邀請是關於權力的迷你試驗。它也可以被作為感知的操練：不用假想，未命名的未來已在我們眼前，當代藝術作為我們集體去感知和理解時代的手段，也為設想未來的另一種可能性產生方案。重點不是哪種方案更優，線性、進步的歷史觀在無數種替代性方案中發散開，不指向終極的未來，其唯一匯聚的點只在當下：我們永遠站在無數個面向未來發散出無數可能的當下，想像未來即是回歸當下，這是當代藝術的當代性所在。
策展也是虛構，它通過拉鋸式的檔案改寫揭示其系統性的力量，也在此過程中演繹再現的不可能。我們無法寄希望於借助一次不甚狂野的虛構和一次象徵性的賦權就改變什麼。但在這種擺弄和重新佈置的過程中，重新呈現不同故事和對立視角下的事件順序，試圖影響事件的地位、撼動已被接受的或權威性的說法，從而想象曾經可能發生、可能說過、可能做過的一切。透過想象或者傾聽商品的低語、誓言和呼喊，來描寫「物的反抗」。透過「重組敘事」——讓互不相容的故事線索首尾接駁成圈，把現在、過去和未來都編織進故事，把遠古的和未來的時間變成我們的當下。
再三並置的藝術作品和紀實資料、虛構敘事，副本與重建物，是為了破除我們對物件的盲目崇拜。如此一來，當代性變成為可能適用於所有歷史時期的方法或實踐，而非斷代或論述的問題。在歷史上，更具體地說，藝術的歷史正在被重新審視，沒有什麼比出現在歷史建構方式上的辯論更自然的了。將檔案視為一個不完整且有症狀的生命過程意味著解開其他敘事的轉化潛力。這是我們為這個展覽製造了大量文本的原因。文本不僅是歷史的一課，而且是如何讀懂歷史的一課：從最底層，從廢墟中。這種整體的突圍常常是在碎片中進行的，通過「讓歷史充斥著自己的碎片（本雅明語）」（flooding it with its own debris）來抵制歷史化。
這是一個虛構的藏家。這也是一個真實的藏家。
此展覽因應收藏者Yuri整理、展示其近十年在香港的藝術收藏的想法開始，最終轉向利用這批藏品的一部分去描摹我們整個藝術系統的結構性框架和問題。展覽開頭的假設性問題不只是拋向觀眾的，也是藝術家、藏家和策展人在這次展示的文字中試圖回應的根本：以想像未來為藉口，要求我們重新看待當下。這個看似戲劇性的問題和展覽呈現一樣，並不是要求我們沈浸式地觀看這批藝術作品。恰恰相反，文字和視覺設計無時不刻以布萊希特式的離間提醒我們從與作品的感性對話中後撤一步，更冷靜地審視一個更系統的藝術世界，其中的藝術生產、檔案生成、交易收藏，及其中關於權力、意識形態和未來的可能突破。因此，Yuri在此既是一個真實而具體的藏家，也成為一種開放的收藏行動者的代名詞。
雖然製造了多處情景式的空間，但展覽在生成虛構的敘事和戲劇性的劇場的同時，又不斷使用試圖逃逸的、難被歸納的細節和局部來反對總體敘事高潮的到來。於是，「想像未來」的邀請與「這是虛構」的提醒總是成對出現，試圖總結的權威性論述總是與充滿提問精神的個體思緒糾纏，賦權的同時也不斷提供拆解權力的選項。藝術作品連同插入的文本都被強調為一種物的屬性，策展帶來的戲劇性的光暈以展中展的形式呈現，進一步暴露其背後決定性的藝術生產機制和權力結構。這種反劇場的嘗試鼓勵觀眾成為清晰的他者，鼓勵所有在藝術的戲劇般現實中的參與者保留一部分對結構性問題的反身性質疑。這是我們生產此次展覽的根本原因：當下的藝術生產和收藏可以是過去和未來之間模棱兩可的地帶，讓我們保持模糊而開放的結構性討論。
這種模糊和開放在Feaston為展覽設計的三款T-shirt中以令人玩味的形式出現。角色扮演式的，它們製造了藝術系統中的不同人物設置，在陳述事實的同時也提出自嘲式的反問。「Yuri」在此設計中成為一個符號，既行動於系統中，又不斷向系統提出問題。和這次展覽一樣，它們邀請觀眾後撤一步，從令人神迷的藝術的整體劇場中抽身而出，轉而去思考我們為什麼要製作藝術、生產展覽、進行收藏，思考關於藝術的系統性問題，讓我們在面對這個人工生成的龐然大物前不至於迷失，並在這自反的後結構中尋找激進而恰當的突圍新模式。
馬克思曾寫道：「意識的改革僅僅在於……讓世界從對自身的夢想中覺醒。」（The reform of consciousness consists solely in … the awakening of the world from its dream about itself）2在這個關於藝術和藝術收藏的雙幕劇中，遙想呼應的兩端並不是舊的權威和新的權威之間的位置替換，而是喚醒和再生的嘗試。
1 布魯諾拉圖（2010）。〈An Attempt at a “Compositionist Manifesto”〉。《New Literary History》，41(3)，471-490。
2 卡爾馬克思（1843）。〈Marx to Ruge〉。《Letter from the 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ucher》。
本文是展覽《A Collection in Two Acts》的策展論述，其中英文版文章首發於展覽同名出版刊物。
作者：萬豐，獨立策展人和寫作者，島聚編輯。
